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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初探

时间:2015-09-26  来源:


近年来,“超级细菌”的不断出现引起了大众的恐慌。抗生素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灵丹妙药”,可是现在其弊端已开始不断显现。在美国,抗生素对动物的双重作用——杀菌和促生长在1948年就已经被发现并投入应用,促使畜牧业告别传统的散养模式而进入工业化养殖阶段。到2001年,农业领域对抗生素的使用占全部抗生素使用的84%,国内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忧国忧民的科学家联盟”以及欧盟都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加强对畜牧业滥 用抗生素的监管。

 

可是,从本文对历史的追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 早在1977年就向国会递交禁用青霉素、限用四环素的建议,可是却遭到了为大农场主代言的众议院农业委员会的阻扰。近年 来,由于消费者的强烈呼声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加强监管,如设立全国抗生素耐药性监控系统(NARMS),可是抗生素的有限管制仍进展缓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大农场的强大压力下,往往会牺牲的公众健康

 

 

  发现与合成抗生素是20世纪的伟大创新之一。由于在治疗人类和动物的传染病方面具有显著功效,抗生素在美国曾一度被誉为“灵丹妙药”。①当动物学家在试验中偶然发现它们具有促进动物生长的功能以后,它们就开始发挥治疗疾病和促进生长的双重功用。这一发现在美国畜牧业的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②从那时起,美国的畜牧养殖业进入了大规模使用抗生素的时代。然而,关于细菌与抗生素的故事并未因此画上圆满的句号。滥用抗生素带来了耐药菌种类和数量的增多,从而危及人类健康。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和政府相关机构,自二战以来曾多次调查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即便是“灵丹妙药”也是有局限的,人类应当明智、审慎地使用抗生素。迄今,美国历史学界虽已对抗生素问题有少量的涉及,③但尚未出现对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这一主题的系统论述,从历史学角度对它进行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而以环境史的视角来解读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细菌、抗生素、农场动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寻求较为合理的方式来解决抗生素滥用问题提供某种借鉴。

 

“灵丹妙药”还是饮鸩止渴

 

  抗生素的双重功用是针对它们在畜牧养殖业中的作用而言的,意即它们兼具治疗疾病和促进生长的双重作用。具体而言,抗生素在畜牧养殖业中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其一,预防和治疗牲畜因细菌感染而导致的疾病;其二,提高牲畜的生长效率。④这双重功用的发现促使美国畜牧养殖业的转型,增加了牲畜的产量,对美国农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畜牧养殖业长期滥用抗生素也导致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隐患。由抗生素的双重功用带来的双重效果随之凸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农牧业和兽医药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英国等一批欧洲国家的农牧业在二战的炮火中失去了生产能力,而美国从那时起开始承担起为盟友提供战时食品补给的责任。来自国内和海外的肉类需求的压力,迫使美国农业部不止一次督促国内的农牧场主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和肉类。在战时宣传的语境中,加快粮食和肉类生产是农牧业爱国主义的表现之一。针对牧场主的爱国主义宣传,则更多地侧重于为前线的战士生产更好的肉制品,让他们更加强壮,从而确保战争的胜利。

 

  美国的牧场主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德克萨斯畜牧杂志》(Texas Livestock Journal)在1943年首期的发刊词中说:“赢得战争首当其冲”。[1]1943年德克萨斯肥畜秀和家畜展的主题是“给战士更优质的肉”。[2]与畜牧业扩大生产同时出现的,则是美国国内兽医教育和动物科研领域的飞速发展。美国在二战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兽医和动物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为研发抗生素储备了充足的力量。[3]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具体历史情境为抗生素双重功用的发现与使用创造了机会。

 

  20世纪50年代以前,抗生素已经在畜牧业中有所应用,但最初只用于医疗而非促进生长。1948年,托马斯·朱克斯博士(Thomas H. Jukes,1906—1999年)及其同事的发现为抗生素双重功用的应用“打开了大门”。[4]他们在研究复合维生素B时偶然得出的抗生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的结论,[5]开启了美国畜牧养殖业将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的时代。在他们之后,又有很多农业方面的研究人员加入这一行业,从而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研发得以加速进行。[6]战后初期,美国化学企业和肉类生产企业需要把战时积累起来的巨大产能从军用转移到民用,对抗生素双重功用的发现符合这两个行业的需求,从而抗生素不仅作为疫苗,也作为饲料添加剂被美国的畜牧养殖业接受并利用。因为抗生素饲料添加剂的广泛使用,美国的牲畜饲养者渐渐放弃传统的饲养方法和技艺,而走向生产“现代肉”(modern meat)的工业化养殖阶段。美国学者吉米·斯卡格斯认为,大规模的饲育场和工厂式农场因出产肉制品的效率更高而提高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从而逐渐取代了日益走入困境的传统牲畜饲养方式。[7]

 

  民间调查机构拉尔夫·纳德中心于1972年出版的研究报告认为,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促使养鸡业和养牛业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得单位面积上养殖的动物数量大大超过往昔的室内养殖成为潮流。这种养殖体系一方面有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牲畜罹患传染病的危险。因为拥挤“造就了有利于疾病快速传播的环境”,而养殖者“为了遏制疾病和减轻压力”,则需要给牲畜“喂食大量的抗生素、镇静剂和其他的预防性药物”。[8]从而,现代养殖体系逐渐陷入依赖并滥用抗生素的恶性循环。

 

  可见,畜牧养殖业将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的实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意义。通过给牲畜饲喂低剂量的抗生素,在促进牲畜增产的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传染病的流行。如此便能够在提高畜牧业产能和产量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意外的损失,从而降低肉制品价格,使更多的普通消费者吃上肉制品。但是,这样一种意义的获得却是以家畜乃至人的健康为代价的。畜牧养殖场中大量的耐药菌通过污水排放和空气流通进行传播,大大加剧了抗生素耐药性的传播,开始造成公共卫生安全的隐患。

 

  其实,从青霉素被最初用于人类医疗事业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一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们——抗生素的杀菌功效并非一劳永逸。⑤因为细菌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会产生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从而不断削弱和降低这些抗生素在对抗特定细菌方面的能力。为此,一直以来,科学家们不停地寻找新的抗生素以替代那些正逐渐失去疗效的抗生素。

 

  可是目前研发新型抗生素的效率却大不如前。不久前,有文章用“逐渐变小的军火库”[9]来形容人类面临抗生素新品种匮乏的困境。“与耐药性问题相对应的麻烦是缺乏新的有效的抗生素——输送新药的管道长年来低速运转。因而,公共卫生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持现有抗生素的有效性。”[10]

 

  目前,美国政府和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滥用抗生素加剧了耐药菌的日渐蔓延。这种滥用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在人类医疗领域的滥用,其次则是在畜牧业中的滥用。人类医疗行业中滥用抗生素造成耐药菌的产生和传播是不争的事实,而畜牧业长期大量地将抗生素作为促生长剂,以低剂量例行加入牲畜的饲料的做法也难辞其咎。

 

  事实上,虽然这种做法在短期利益和局部范围来看,确实能提高产量并降低死亡率,但从长远利益和人类健康的大环境来看却无异于饮鸩止渴。长期在农场动物的饲料中以不足以杀死细菌的低剂量添加抗生素,类似于在动物身上进行培养耐药菌的大型实验,极易造成各种耐药菌在动物身上大量繁殖和交叉感染。而人一旦接触到患病动物或食用未经适当处理的带有耐药菌的动物制品,也会被感染。有鉴于此,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从20世纪70年代起,着手调查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与细菌耐药性产生的相关问题,并做出过解决畜牧业滥用抗生素的初步尝试。但长期以来,这一情况却并未得到改善。

 

“明智使用”与“审慎使用”的呼声

 

  现在,关于滥用抗生素将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的结论已经普遍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然而,这种共识的达成却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过多次调查和呼吁才逐渐得出的。长期以来,“农业中抗生素的使用都是一个具有广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问题”。[11]

 

  20世纪60年代,反对在畜牧养殖业中不加选择地应用抗生素的声音即已出现。第一份调查报告出自英国。当时英国国内也出现了在农业中使用抗生素是否合理的争论。为了解决争议,英国议会成立“畜牧业与兽医药业使用抗生素联合调查委员会”负责进行评估。1969年,该委员会出版《关于畜牧业和兽医行业中抗生素使用的联合委员会报告》,简称《斯旺委员会报告》或《斯旺报告》。

 

  《斯旺报告》认为给动物使用抗生素有可能对人类造成两方面的危害:其一,抗生素本身具有的副作用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其二,动物身上会产生耐药菌并有可能转移到人体。因而应对抗生素加以“明智使用”。[12]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这样一条:在动物饲养中使用抗生素时,应当对抗生素做医疗用和饲料用之区分,只有那些不用于人类医疗的抗生素才可以被加入动物饲料当作生长促进剂使用。这份源于英国的调查报告开风气之先,至今仍被视作同类调查报告中的经典。

 

  在此之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在1970年4月成立特别小组,调查在动物中使用抗生素的问题。小组的主席是当时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兽医处(Bureau of Veterinary Medicine)处长范豪韦林博士(C. D. VanHouweling)。特别小组在1972年发布调查报告,主要从给动物使用抗生素可能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抗生素有效性造成潜在风险这三方面做出评价。结论指出,已有证据表明某些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会引起牲畜肠道耐药菌的增多,并有可能传染人类,且根据数据观察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即“这种做法导致了人类健康风险”。报告还建议逐步停止某些对人类医疗有重要作用的抗生素被当做生长促进剂使用,同时要求研发新型生长促进剂以取代现有的抗生素。[13]从报告中看,这时已认识到某些种类的抗生素之于人类医疗的重要性。尽管在这份报告中没有出现“审慎使用”一词,但是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已经表明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要求畜牧业审慎使用抗生素的指导性态度。几年后,担任这一特别小组负责人的范豪韦林博士与他人合作完成一篇文章,其中出现了“审慎使用”一词。[14]

 

  1977年卡特总统就职以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向国会提出限制在畜牧养殖业中使用抗生素的建议,却因国会内部反对派施加阻力而宣告失败。1977年9月,担任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只有5个月的唐纳德·肯尼迪博士(Donald Kennedy,1931—)受到参议院约翰·莫斯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严厉斥责,斥责的理由是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未能保护公众免遭动物饲料中使用抗生素所造成的健康危害。[15]随后,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于1977年底向国会递交关于在动物饲料中禁用青霉素、限用四环素的建议,但是它很快在1978年遭到众议院农业委员会的反对。为大农场主利益代言的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在7月起草的一份决议中认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这项建议可能使农业生产者每年在增加的生产成本上多花7亿美元。决议要求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撤回其建议,直到该局能够提供有关抗生素添加剂造成危害程度的更为完全的证明为止。

 

  1978年8月公布的下一年政府农业年度预算案标志着反对派的胜利。根据这一预算案,政府将拨款25万美元用于抗生素饲料添加剂安全性的研究。其中指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被期望在这些研究悬而未决期间,暂缓执行该局的任何及所有的建议”。与此同时,国会参众两院都认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建议“明显缺乏将在动物饲料中使用抗生素的理论科学上的忧虑,同已证明的人类健康问题连结起来的决定性数据”。面对来自国会的压力,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做出暂时搁置这项建议并展开进一步研究的让步。[16]而这一议题随后长期被搁置,直到35年后的2012年才又被重新提上了议程。[17]

 

  如果只考虑经济利益的得失而不对利弊得失作综合考量,那么抗生素显然是“灵丹妙药”。但是很多专业人士却持更为审慎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唐纳德·肯尼迪承认在农业中滥用抗生素和人类健康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没有争论路线”,“我们在争论交通密度……有一条路线;你可以从这去到那里。问题在于它多久会发生一次?”[18]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他依然认为当时的证据是足够用来证明应当限制青霉素、四环素和金霉素在农业中使用的,但是来自肉类工业的激烈反抗使得他们最终“输掉了那场战争”。[19]而用他的话来说,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这次行动的意义,在于他们“尝试对其采取行动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上了台面”。[20]

 

  此后,美国官方科研机构继续跟进对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的调查。1979年科技评估办公室的报告《家畜饲料中的药物》[21]和1980年全国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动物饲料中抗生素的亚临床治疗使用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22]是这一时期出台的研究报告的代表。它们在主要观点上具有一致性,即都承认某些细菌对特定种类的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事实,并且认为耐药菌在得到治疗的动物间有相互感染的可能性,进而也认为与动物有密切接触的农场工人有感染耐药菌的可能性。但是两份报告都得出了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和在人类医疗领域耐药菌的出现之间缺乏必然的因果关系的结论,转而强调进一步研究之必要。2004年,美国总审计局应国会要求而作《抗生素耐药性:联邦机构需要更好地集中力量转向研究兽用抗生素对人类的威胁》,承认“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抗生素耐药性是一个正在增长的公共健康问题”,[23]指出“在动物中使用抗生素可能在未来成为影响美国贸易磋商的一个因素”,且“欧盟可能反对美国把抗生素用作促进生长的目的,因其成员国正在废止那种使用。”[24]这份准备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不仅把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与公共安全问题挂钩,而且与国际贸易问题挂钩。如果这一观点对政府产生影响,美国政府则会加强对滥用抗生素的治理力度。

 

  近来,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呼吁停止滥用抗生素。“忧国忧民的科学家联盟”在2001年发布了对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现状的调查报告,据该组织的粗略估算,农业领域对抗生素的使用占整个抗生素使用的84%,[25]远远高于美国官方40%-50%的估算。2011年,包括这一组织在内的一些健康和消费者团体在曼哈顿联邦地方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政府采取行动限制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滥用。[26]

 

注释

①1959年,一本名为《奇妙的药物》(Wunderdrogen)的德语作品出版。后该书被译成英文,于1964年在美国出版。英译本以“灵丹妙药”(“Wonder Drugs”)作为主标题,副标题是“抗生素的历史”(“A History of Antibiotics”)。Helmuth M. Bottcher, Wonder Drugs: A History of Antibiotics, Einhart Kawerau (trans.), Philadelphia & NY: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64.在抗生素甫经应用于医疗事业而初现成效的年代里,美国报刊中时而会用“灵丹妙药”(wonder drugs/ miracle drugs)代指抗生素。近来虽仍有报刊使用这类用法,但已多含反讽意味。

 

②以下书籍的部分章节讨论了以抗生素为代表的生物科技推动美国农业实现工业化转型的具体问题,参见Nancy Langston, Toxic Bodies: Hormone Disruptors and the Legacy of D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oanna Swabe, Animals, Disease and Human Society: Human-Animal Relations and the Ris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New York: Routledge Public Press, 1999; Susan Jones, Valuing Animals: Veterinarians and Their Patients in Modern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n Vileisis, Kitchen Literacy: How We Lost Knowledge of Where Food Comes from and Why We Need to Get It Back, Island Press, 2008; Michael, Pollan, 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Penguin Books, 2007.

 

③以下历史学研究成果的部分章节提到了抗生素在农牧业中的使用,参见Joanna Swabe, Animals, Disease and Human Society: Human-Animal Relations and the Ris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New York: Routledge Public Press, 1999; Susan Jones, Valuing Animals: Veterinarians and Their Patients in Modern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 Nancy Langston, Toxic Bodies: Hormone Disruptors and the Legacy of D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有学者对抗生素在养猪业中的早期推广作了个案研究,见Mark R. Finlay, “Hogs, Antibiotics, and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of Postwar Agriculture”, in Susan R. Schrepfer and Philip Scranton (eds.), Industrializing Organisms: Introducing Evolutionary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 237-260.《美国环境史百科全书》收录了有关抗生素的词条,见Lana Thompson, “Antibiotics”, in Kathleen A. Brosnan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NY: Facts On File, 2010, pp. 114-115.还有学者对欧盟国家的抗生素政策作过回溯,见Lars-Erik Edqvist and Knud Borge Pedersen, “Antimicrobials as Growth Promoters: Resistance to Common Sense”,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Late Lessons from Early Warning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1896-2000,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01, pp. 93-100.

 

④参见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生物学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部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年,第237-238页;Britannica: Academic Edition, http: //www. britannica. com/EBchecked/topic/203664/feed, 2012-04-11.

  ⑤参见Britannica: Academic Edition, http: //www. britannica. com/EBchecked/topic/27751/antibiotic, 2012-04-11. 

 

参考文献

[1]Jelks F. Castellaw, “We Observe”, Texas Livestock Journal, Vol. 2, No. 1, January 1943, p. 5.

 

[2]John L. Mortimer, “Better Beef for Soldiers——Theme of 1943 Houston Fat Stock Show and Livestock Exposition”, Texas Livestock Journal, Vol. 2, No. 1, January 1943, p. 6, p. 31, p. 42. 

 

[3]Susan Jones, Valuing Animals: Veterinarians and Their Patients in Modern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9.

 

[4][6][11]Richard H. Gustafson, “Antibiotics Use in Agriculture: An Overview”, in William A. Moats (ed.), Agricultural Uses of Antibiotic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86, p. 1.

 

[5]Thomas H. Jukes, “Antibiotics in Animal Feeds and Animal Production”, BioScience, Vol. 22, No. 9, Sep. 1972, pp. 526-534.

 

[7]Jimmy M. Skaggs, Prime Cut: Livestock Raising and Meatpa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7-1983,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9.

 

[8]Harrison Wellford, Sowing the Wind: A Report from Ralph Nader's Center for Study of Responsive Law on Food Safety and the Chemical Harvest, New York: Grossman Publishers, 1972, p. 127.

 

[9][10]Charles W. Schmidt,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Livestock: More at Stake Than Steak”,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Vol. 110, No. 7, Jul. 2002, p. A401.

 

[12]Michael Swann (et al), Report of Joint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69, p. 57.

 

[13]1972 FDA Task Force, Antibiotics in Animal Feeds, 1972,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vailable upon request to Bureau of Veterinary Medicine, FDA, 5600 Fishers Lane, Rockville, MD 20852, p. 8, p. 10.

 

[14]C. D. Van Houweling and J. H. Gainer, “Public Health Concerns Relative to the Use of Subtherapeutic Levels of Antibiotics in Animal Feeds”,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Vol. 46, 1978, pp. 1413-1424.

 

[15][16][18]Nancy K. Eskridge, “Feed Additive Controversy: Congress Stops FDA from Restricting Use of Antibiotics”, BioScience, Vol. 28, No. 9, Future of Biological N2 Fixation, Sep. 1978, pp. 557-559.

 

[17][27]Gardiner Harris, “U. S. Tightens Rules on Antibiotics Use for Livestock”,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2012, http: //www. nytimes. com/2012/04/12/us/antibiotics-for-livestock-will-require-prescription-fda-says. html?_r=1&emc=eta1, 2012-04-14.

 

[19][20]History of Medicine Division,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History of the 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p.12.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WhatWeDo/History/OralHistories/SelectedOralHistoryTranscripts/UCM265233. pdf, 2012-08-26.

 

[21]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Drugs in Livestock Feed, Vol. 1.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ne1979.

 

[22]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The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of Subtherapeutic Use of Antimicrobials in Animal Feed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0.

 

[23][24]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Antibiotic Resistance: Federal Agencies Need to Better Focus Efforts to Address Risk to Humans from Antibiotic Use in Animals, Washington D. C.: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April 2004, p. 47, p. 8.

 

[25]Margaret Mellon, Charles Benbrook, and Karen Lutz Benbrook, Hogging It! Estimates of Antimicrobial Abuse in Live stock, Cambridge, MA: UCS Publications, 2001, p. xiii.

 

[26]Larry Neumeister, “Lawsuit Seeks to Curb Animal Feed Antibiotic Use”,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2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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