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丽  贵州乡土文化社创始人

此为社区伙伴“比邻泥土香”第10期《看见小农》专题系列文章之一。

《比邻泥土香》创刊于2008年，是由社区伙伴制作的可持续生活刊物，旨在分享、推广可持续生活的理念和行动经验。第10期以“看见小农”为专题，与伙伴们共同探索社区支持农业运动中小农的角色与价值，以及小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生命选择的态度与意义。本期《比邻泥土香》于2018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

感谢社区伙伴的邀请，让我在第一时间读到这组题为“看见小农”的内容，以及有机会来分享，通过这些文字，我看到什么样的小农，以及小农正在以什么样的状态和策略，在这个急速变迁中的时代生存和发展。

何为小农

宇辉提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何为小农？是以耕作方式，还是农耕面积来界定？正纠结时，他从阅读中获得灵感：从人和土地的关系、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实践来理解和辨识。他写道：“每一个人都与土地密不可分。以农为本的生活意味着对‘身土不二’的认同，意味着遵从大自然一年四季的规律，意味着因感恩大自然滋养着我们而带来的完整生命选择。带着‘以农为本的生活’去看‘谁是小农’这一提问，或许比斟酌‘小农’的定义更有启发。”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答案。

早前，学术界将“小农”（peasants）从广泛意义上的农业从事者（farmer）中剥离出来。后者包括耕种者、农场主、畜牧者、牧场主、承包者等农业经营者。这种剥离，包含着丰富多元的观察和解读视角，其中人与土地的关系、农耕与生活的关系被反复提及。

我也认真揣摩过两者的差别。于“农业经营者”而言，土地与自然是从中获取生计与利润的“资源”，其价值往往以物质所得衡量，在资本时代，甚至窄化为以货币衡量。

对于小农而言，土地与自然的意义则丰富得多，在获取生活所需的同时，融入与自然深度联结的生命体验、情感与信仰，也就是宇辉提到的“身土不二”。黄寅笔下那位知足快乐的龙运才大哥所在的侗族地区，这种认同孕育出“江山是主人是客”的敬畏与谦卑，也发展出稻、鱼、鸭共生的农耕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征服者与操控者。人们爱护自然，很大程度上基于共情，而不仅仅是“可持续使用与获益”的功利计算。

这种认同，非躬身耕作者不能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小农之小，确实与规模有关。尽管很难以具体的面积数量来划分，但可以想象，贯注情感去劳作和照料的土地是有限的，不可能支持大规模的垦殖畜养。因此，自给自足——满足自身及家庭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所需，乃是千百年来小农的生活方式、目标与特征。

想必未来应如是——身心安顿、愉悦劳作，获取生活所需的同时感恩回馈自然，是人们选择小农生活方式的首要目标与价值。这次专题当中，描绘了很多返乡农人的这种幸福感：

贵州的朝利侗寨，龙运才大哥稻熟鱼肥，折禾烧鱼，唱歌过节，富足欢乐；成都平原上，王成和他的太太瑞莲，一个谈起地里的植物，语气如同说起自己的孩子，一个聊起农场里安居的小动物，“眼睛亮了”；在亮亮农场，唐亮妈妈浑身洋溢着满足与骄傲，唐亮爸爸焦虑不再，怡然自乐；郑军种出肥美健康的番茄和青菜，得到消费者的信任和认可，心满意足；湖南嘉禾的刘敏涛，如愿以偿地跟从小就在一起的果园朝夕相伴，实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向往……

当然，这只是小农生活的美好一面。

处境与挑战

在中国广袤乡村生活的绝大部分农民，向来被研究者视为“小农”或“乡民”。在历史语境中，小农之小，不仅描述生计方式的脆弱性，还标示出这一群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在所处的“大社会”中居于弱势。

费孝通①在《乡土中国》中称，“中国的基层”是这些被城里人“蔑视”的“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靠土地谋生。

R.H.托尼②这样描述20世纪初的中国农民：由于“小片土地，古老的耕种技术、变化莫测的气候以及外部的强征”，因而“始终面临严重生存危机”。他们的处境就如同“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艾瑞克·沃尔夫③则从权力不平等来解释小农之“小”：“当垦殖者屈服于外界权者的要求与裁可——我们才可以称他们为乡民。”

一个世纪走过，中国农民及其所处的“大社会”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系列社会改造之后，小农已不再面临明显的外部强征，转而代之的是席卷而来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正如赫尔南多·德·索托④所言：“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性的空前的变革运动，西方国家以外的人民，正在摆脱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在更广阔的市场上相互依存。”

小农不向地主交租，不向政府纳税，但市场的隐性索取却越来越突出——教育、医疗、农资以及维持消费主义推动下日益高企的“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大笔现金，驱使他们廉价出卖产品和劳动，乃至离开土地，到城市去寻找生计。留乡或返乡的小农，还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被污染的水和土地，丢失的传统智慧，疏离的人际关系和攀比之心……

朝利侗寨想要恢复泥鳅节，而田里已经没有泥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年轻人不想务农，换工互助变成现金购买；在广西都安，外来品种取代了自留种；在川西平原，在湖南嘉禾，离开了化肥、农药、除草剂，人们仿佛已不知如何耕种；而很多返乡农人，在尝试启动生态种植时，都会遭遇来自同为农人的亲友的反对、嘲笑和不解。

此外，小农的另一种困境：在偏远山区的小农，受困于交通与信息不便，农产品难以出山换取现金收入，比如都安；地处城市近郊的小农，则在城镇化进程中时刻有失去家园与土地的担忧。

可以说，21世纪的小农大体上摆脱了“水深齐颈”的严重生存危机，但仍在所处的“大社会”中居于明显弱势。杂交品种和农药化肥的引进一度提高了产量，也使生产成本（购买农资的现金投入）大幅增长，打工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恶劣自然条件造成的“生计脆弱性”，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经济对不可把握的大市场的依赖。而且，作为土地的耕耘者，直接承担土地污染、生态恶化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工业化进程的后果，以及作为全球市场产业链的最低端，被迫接受层层转嫁的风险。

小农的类似处境，不仅在中国，也在泰国、日本，甚至亚洲和更大范围内普遍存在。乡村的人们往何处去、如何安身立命，也许将成为21世纪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① 费孝通（1910—2005年）：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人类学界经典之作。曾先后对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也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② R.H.托尼（R.H.Tawney，1880—1962年）：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教育家。先后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并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代表作有《16世纪的土地问题》（1912年）、《贪婪的社会》（1920年）、《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中国的土地和劳工》（1932年）等。

③ 艾瑞克·沃尔夫（Eric R. Wolf，1923—1999年）：人类学家，因乡民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以及在人类学之中倡导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而知名。

④ 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秘鲁经济学家，利马市“自由与民主学会”主席，曾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为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并和自由与民主学会一起为亚洲、拉美和中东贫困国家制订和推行资本形成计划。代表作有《另一条道路》和《资本的秘密》。

觉醒之路

庄孔韶①提出，急剧变迁的大时代中，小农未来的理想图景是“保持和契合小农传统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发展线索”，“排除文化替换的不得已的、生硬的努力”，在增加农民福利的同时，尽可能缓解震荡和痛苦。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组专题里的生态小农和他们的探索实践，显得尤其另类、尤其珍贵。

毫无疑问，他们是觉醒的人、是小农中的先驱。无论是贵州的龙运才、广西的胜哥，还是湖南的敏涛、四川的郑军、唐亮和王成夫妇，返乡并非盲目跟随或被动裹挟，而是经过反思和自我追问的，每个人都问过自己：“我是谁，我想要怎样的生活。”这种自觉让他们有了清晰的生活愿景，意识到自己有力量去选择走一条大家都不看好、实际上也困难重重的另类道路。

这种觉醒的契机，来源于过去几十年广阔的城乡流动。不论求学或打工，大量小农及其子弟，不再困守一隅，而是有机会经历不同的职业与生活情景，有足够丰富的阅历和视角回望自己的家乡，回望自己的生活，从中找到回应自己真实需求的资源和价值、道路和方向。

也来源于学习的机会。从这些生态小农的故事中，我看到他们都有一些重要的学习经历，或受触动、或被点燃、或得到实用的经验和支持。他们背后关联着一些熟悉的名字：社区伙伴、宣明会、成都河研会、沃土工坊、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泰国的Wanakaset……

就此，我有两点感触：一方面，小农事实上的弱势状态，与学习资源的匮乏有关。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和讨论，以及实际的资源投放，大多集中在基础教育；而针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成年农民的教育，并未得到重视。已有的农民学习，主要是农业或实用技能培训，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农民需要更贴近其生活与文化、更面向世界、更丰富的学习内容和机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农村发展工作者，我深深同意，人的觉醒与成长、人与人的相互看见与联结，是发展工作最核心的价值。

这些觉醒的生态小农，不约而同地在做修复的事：修复土地、修复健康，也修复与自然的联结。

他们重拾老品种，恢复节庆，修复家庭，也修复城乡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与信任。

每一种修复里，都在努力地扎根，扎根于脚下的土地，也扎根于所生活的社区。敏涛守护自家果园的同时，开始关注社区的垃圾处理。那一桶桶泼向焚烧垃圾的水，倾泄出他的愤懑，也启动了他对于个体家庭与社区共生关系的思考——独善其身是远远不够的，要营建更美好的家园，需要激发社区更多人的觉醒与共同行动。

他们在小农之“小”中感到迷茫，而又勇敢坚韧地寻求突破。

在都安，生态小农的实践受到社区的怀疑不解，产品受交通和信息等因素限制难以外销，对此，他们另辟蹊径，发现并启动社区内部市场——让生态农产品供应本地学校，同时通过举办校园活动，帮助家长们看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增进对生态食材的理解和信任。

更多的小农在以各种方式“联合起来”，从联合家人与家族，联合社区同行者，到联合相邻区域的其他生态小农，联合城市社区的个体或团体消费者——联合行动与发声，也相互交流和学习，以获得较大的力量改变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小”与“弱”。

其中，泰国和日本的两个案例，让我看到小农合作的路径与前景。

陈小泰不仅在农民的网络中获得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坚定自己返乡的信心，从网络中学到生态种养殖知识技能，也从网络中获得市场信息与机会。他协助的农民合作社通过合作改善了生产方式和产品，也通过合作让小农主动去开拓市场成为可能。正如陈小泰所说：“小农的资源和资本都有限，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可，让团队更加坚实，让利益更加有保障。”

在日本，高桥博之所开创的《食通信》，则是以媒介为载体创造的超级联盟。这种“超级”从目前来看，集中体现在它不仅发掘和联合了一大批生态小农，同时发动了一般企业、NPO、渔协、报社及电视台等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团体加盟进来，成为《食通信》的发行主体。高桥称，这是一种超越了地域和血缘的新型社区——它同时回应了小农与城市居民的需求，它凝聚了追求共同理想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在中国内地，也有类似于《食通信》思路的实践，如社区支持农业（CSA）和参与式保障体系（PGS），期望带动更多的机构、团体和个人一起去发现和鼓励小农的生态转型。

①庄孔韶：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人类学研究》主编。参加组织和主持第16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电影节，主要研究领域为汉人社会、游耕少数民族、教育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

挣脱裹挟

我观察到，互联网和物流网的普及，为小农的合作以及发展与城市消费者的新型关系提供了便利条件。郑军、唐亮等生态小农的创业中，都借力于淘宝、微店等线上交易平台。但前提是，小农需要具备使用信息与物流通道的条件与能力。正如我的前同事、贵州黎平龙额侗寨的返乡青年张传辉所说，人人都有手机的时代，相当于高速公路开到家门口，但小农能否开车上去跑一跑，则是个问题。阿里巴巴的农村淘宝曾宣称“以服务农产品销售为首要目标”，但实际运营的结果却成为工业品、消费品下乡的主要通道。

此外，更需要关注和警醒的是，信息和物流的“高速公路”，将原本相对封闭的社区和小农与世界市场直接连接，在打破产业阶梯、给乡村带来更多机会和利益的同时，也将使社区和小农直接面对全球化的所有挑战，以及市场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和文化，将面临更大冲击。
据媒体报道，2014年4月，《舌尖上的中国2》播出了雷山鱼酱的节目后，“引发了我国一场电商速度之战”。

报道称，2014年4月19日上海一位卖家连夜派人赶往贵州雷山，凌晨2点找到厂家，早上8点等到厂长，9点谈定价格，10点半传回相关图片素材，11点将鱼酱在天猫上线。天猫平台的销售速度也令人吃惊：上线20秒，卖出5坛，到晚上10点，1000坛鱼酱售罄。当年，该县涌现鱼酱加工厂10家，收购鱼18吨。全年销售鱼酱150吨，产值1200万元。

在傲人的销售业绩背后，并没有人关心和评估，暴增的销量，是否会造成用于制作鱼酱的野生鱼面临过度捕捞，以及将给当地河流生态带来何种影响。

因此，小农合作、城乡互动、打破信息鸿沟等种种努力，不能仅将小农和乡村当作农产品的供应者，更需要在此过程中呈现和伸张小农和乡村对生计安全、生态平衡和文化情感的完整价值与需求，让小农和社区看到，也让需要食物、相互依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看到。

在泰国，农村发展工作前辈恰恰弯①创办传统智慧网络，协助小农和社区发现本地智慧并重新贡献于生活，试图激发个体和社区自主性的觉醒。恰恰弯认为，这种觉醒，既有自我价值的伸张，又有不合理欲望的觉察和克制，方能在大时代各种力量的巨大裹挟中，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获得改变的力量。

正如恰恰弯强调的，这种觉醒，不仅小农和社区需要，每个人都需要。

① 恰恰弯（Chatchawan Thongdeelert）：泰国清迈社会管理学院（College of Social Management, CSM）院长、社会活动家，联合各种职业部门设计、执行和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曾参与建立多个公民社会组织，建立博物馆，积极投身于地方文化保护，并致力于传递传统智慧与文化给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