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成都，吃喝玩乐是第一大事本文来自有机会——中国有机生活第一平台 www.yogeev.com

地处中国西南的成都，是中国为数不多一两千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近些年，因为有熊猫、火锅和自由的空气，它成了网红城市。成都人闲散、自在、大方、热情的个性，让成都这座城市变得愈发的热闹。成都人爱消费的习惯，也使本地的有机氛围高奏凯歌。根据“有机会”读者区域分布显示，成都拥有仅次于北上广的有机关注热度。

人，活着，总要吃喝，饿着肚子，睡也睡不着，玩也玩不好，更没精力干其他的了，大部分人不种地，便索性将生产食物的责任推给了农民。但也有少数者，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肩挑起了重责，良心使他们不敢轻易卸任。在科技盛行而传统式微的当代社会，他们近乎默不作声地做着自认为对的事，延续着中国“辛勤劳动”的传统美德，偏安一隅，静事生产。而成都生活市集，就聚集了这样的一群人。

喜笑颜开的参集农友们介绍自家的产品

成都的有机氛围与北上广不同，它更具烟火气。成都人好吃好耍是出了名的，但凡有太阳的日子，他们肯定连懒觉都不睡了。在这种氛围下，成都生活市集的出现，无疑丰富了成都人民的休闲生活。就连暂居成都的美食家庄祖宜老师，都是成都生活市集的集友。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偏重理念输出不同，成都生活市集更注重“打成一片”，富有人情味，从市集的名字也不难发现，“生活”嘛，叽叽喳喳，闹个不停。

成都生活市集成立于2014年，由香港社区伙伴（PCD，一家倡导可持续生活的公益机构）牵头，基于农村在NGO项目上的消费需求而成立。2006 年，成都城市河流研究在安龙村开展环保项目开始，已有人将农民种植的生态农产品送到城里。安龙村是成都郫都区的一个村子，是成都萤火虫的栖息地，也是成都饮用水水源地。由于项目的持续进行，当地农民按照有机方式种植的食物，引发了城市人群对安全食材需求的爆发。进而，成都出现了种类较多的消费团体，比如妈妈团、农夫团等，也出现了有机农产品的销售公司。

市集的出现，是水到渠成的。它是一个松散型的自组织。发起机构中，有生态产品售卖平台“天安生活”、 返乡青年唐亮的“亮亮农场”、NGO 组织万市自然教育中心。市集成立原因主要有三个：支持在地友善农友；推广健康消费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美学。创办者希望“让逛市集成为一种乐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让更多人维护自然永续的生产环境，推广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文化！它不仅仅是一个市集，更是一种生活文化、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

市集是一种生活方式，小孩也喜欢

市集发展到现在，积累了比较稳定的消费群。不少入集农友提出希望增加市集频次，更多不同形态的生态农场希望加入市集，市集也得到了成都本地媒体的关注。市集的介绍上写着：“这里有：对人/土地/环境友善的耕作方式、社群互助农业(CSA)、以物(务)换物、在地的新鲜蔬果、良心农产品、健康的手工食物、学习工作坊、市集、开放空间、农场体验……”

成都生活市集的公众号越来越洋气，图片也是一如既往的美。这背后，有团队的协力付出，也有一个人的才华彰显，她便是张鸣。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张小猫”。她曾是《成都日报》的摄影记者，有大炮（照相机）在手，讲话又幽默，关心农民、土地、环境议题，并且爱摆弄食物，是成都生活市集的主力之一。在市集还未成立时，她就已经是安龙村的忠实消费者。5年过去，她见证了市集的起起落落，也品尝了人来人往的滋味。2019 年，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主动扛起了市集。“外界看起来我们比较好，但内部还是有很多问题。这本身涉及到农夫市集的性质和归属，明确了这些，它才能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她说。

说起农夫市集的起源，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但是公认的是，中国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小农经济下自发的“赶集”活动长期存在。在市集上，生产者和购买者面对面，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而在现代工业化的食物体系之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超市连锁覆盖了大部分的城乡生活所需，昔日“赶集”的盛景逐渐离我们远去。可是当人们意识到这种现代食物体系的弊端之时——包括食品安全无保障、农民无法得到公平待遇、人与人的关系日渐冷漠、长途运输消耗过多能源等等——新的农夫市集也就应运而生了。①

我国目前的新型农夫市集，有一些多多少少模仿了国外的版本。我们知道，在美国，农夫市集是越来越受人欢迎的“替代食物体系”的一种类型，全美已有8000多个在USDA注册的农夫市集。在美国农夫市集联盟网站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常见问题的解答，其中就提到： “农夫市集是公共的、反复举办的集会，在农夫市集上，农民（或其代表人）向消费者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农夫市集的目的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为本地农民、消费者和社区创造共同的利益。”②

农友胡雪梅的摊位和她家的蔬菜

2015 年，成都生活市集因为有 PCD支持，开局不错，稳定下来有十多户农友参集，也有了固定的工作人员。不久后，市集迎来了分歧和挑战。组织者对市集的期待不同，有的希望能够多陪伴农户，而有的又希望多做消费者教育。透过市集的牵线搭桥，农友与消费者有了面对面的机会。长年累月下来，即使没有市集，也不影响农友与消费者的互动。那么，市集的存在，还有必要吗？另外，多方参与、各有主业的情况下，在处理市集的事务性工作上，时间和精力分配的不足，令项目官的压力非常大。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项目官员的无力感。”张鸣坦白地说。市集之前有几任项目官，张鸣仅是组织者一方，并未深度参与市集的运营。如今，她所在的“天安生活”接管了成都生活市集的全部工作，她由一个参与者变身为组织者。角色的转换，工作量的陡增，令她产生了困惑。“在台湾我们看到一些案例。农夫参与到市集中，比他们过去单纯地摆摊要辛苦得多。我认为台湾那边有比较久的历史，公民的参与意识较强，尽管很辛苦，但农友还是愿意参与。他们的公民意识更强。而我们的农友，有些将生态农业当做生活方式，有的却将它当做创业项目来做。处在生存阶段的农友，首先想到的只是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刨好了，自己先活下去了，再出来贡献更多力量。”张鸣说。她曾经也认为，“天安生活”必须先活下去，自己才有额外的心力打理市集的工作。可是，走到现今这个阶段，她的想法产生了变化。“反正我在做农夫的产品和农场的探访，有没可能与市集合起来。当时那个愿望还是很强烈的。”

商业机构与倡导公益的市集能否结合起来呢？市集内部产生了担忧：如果把市集交给像“天安生活”这样的市场机构打理，它会不会失去独立性和客观性？连天安生活团队成员之间也激烈地讨论起来。最后，张鸣仍然坚持了选择。是冲动吗？也许吧。但更多的是不舍得。她不舍得市集原地踏步，也不舍得让消费者失望，更不舍得承载了生态人梦想的船停泊。

经过小半年的实践，张鸣发出感慨：“我们所谓的‘融合’，还停留在理论上。”受制于人手和规模，不管是市集还是“天安生活”，都牵扯着张鸣的精力。单就市集来说，她认为：“一个有金钱交易的平台，就应该用市场手段来运作。生态农业还是需要常规的手段把大众吸引过来，先不要想着传递理念。”其实，从市集诞生之初，集友就不仅限于农户，还包括了布知道（可水洗有机卫生棉）、植物染等摊位，以及自然教育、亲子教育等机构。“我们从‘农’出发，但不止于‘农’。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张鸣表示。

市集提倡环保，餐具别出心裁

市集一直被诟病的是规模小，新鲜度不够。这些意见促使张鸣反思，是否有必要找一些所谓的“网红点”来引流。“除了‘农’的部分，引入一些与市集比较搭调的、大家有共同理念的、不同类型的产品，在更大圈子内，吸引新的人群。比如一个户外运动者，他本身不是有机消费者，但通过参加活动，可能就与我们搭上关系了。”从发展的角度讲，倘若市集一直处于内部自嗨的阶段，就得不到他人的重视；没有外界的肯定，摊主也将产生失落的情绪。“现阶段还是需一些办法，把人吸引过来。我们的目的是让市集更可持续，那就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张鸣说。

采访时，张鸣反问：“成都生活市集到底有没有代表性喃？”我说：“绝对有！”虽然现在声称是“市集”的很多，但卖菜的则很少，尤其是帮助有机、生态农户搭建平台的，就更少了。成都生活市集虽然有扩大的野心，但他们在支持本地小农这方面，态度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这便是他们区别于逐利市集的价值观，也是令我尊敬的地方。

注：①②来自《没有农夫，还是“农夫市集”吗？》一文，作者有机会 Jing。

农友食材做的能量油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