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美村、改革兴村、产业富村……面对亟待振兴的乡村，浙江省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纷纷建言献策。

　　将目光放至地方实践，浙江致力于乡村振兴已久，多年探索也让该省成为农民收入高、城乡差距小、区域发展协调的省份，处处透着不一样的“风景”。

　　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　汪恩民 摄

　　以环境整治入手重塑乡村文明 

　　金华市金东区六角塘村，家家户户门口都摆放着两只垃圾桶，绿色写着装可烂垃圾，蓝色写着装不可烂。

　　这两只垃圾桶源自早些年浙江开展的“垃圾革命”。

　　六角塘村过去没有固定的垃圾场，村民习惯房前屋后随便倾倒；天气一热，就臭气熏天。为改变“垃圾围村”，村里开展了以“分类减量、源头追溯、定点投放、集中处理”的分类工作。

　　这并非个例。数据显示，浙江村庄整治率达到97%，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村级覆盖率40%，集中收集有效处理村级覆盖率96.5%。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改变的是人居环境，重塑的却是乡村文明。

　　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认为，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治理，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风险，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也利于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张天任也指出，面对现存的源头分类成效保持难、运维成本仍然偏高等问题，应重视强化循环利用，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促进多方参与，实现政府不用增加投入，企业获取合理效益，村民分享获益的多赢局面。

　　以体制改革破题释放三农新活力 

　　当下城乡社会结构正发生重大变化，过去的农村经济体制短板凸显，尤其是土地制度。随着大量“农二代”出村、离村，闲置宅基地日益增多，土地制度的封闭性又导致村外人无法进入，从而加剧了村庄的“空心化”。

　　位于浙西南的丽水，九山半水半分田，山林是当地农民最大的“不动产”。农民靠山吃山，部分树木往往还没长成就被砍了，结果却越砍越穷、越穷越砍。越来越多的林农渴望转型，却为创业资金犯难。

　　林权抵押贷款机制、土地流转新机制……如今在浙江多地开花。2017年，浙江符合条件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率95%，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覆盖率96%。

　　在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张明华看来，目前农村土地碎片化现象严重，种植大户或农业企业经营的土地，难以形成集中连片集约化经营。

　　对此，张明华建议，以信托法理重新评价承包权，并适时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促进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让经营权成为市场要素与农业资本。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陈小平则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投入大量的钱和地，而目前农村存在大量闲置宅基地和空闲建设用地，因此要用好增减挂钩政策，如研究制定指标空间“双挂钩”政策，解决建新落地难问题；建立全国性交易平台，解决指标跨县调剂难问题等，为乡村振兴服务。

　　以培育产业赋能圆兴村富民之梦 

　　伴随着一项项改革的深入，浙江千万农村正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景”和活力。

　　每到夏天，桐庐县环溪村就像一个大莲池，吸引着众多游客。经过新农村建设后，村庄环境美了，村民也享受到了发展生态旅游的红利。

　　“我们先是治理水环境，然后把沿溪边水田进行流转，种植莲花，发掘莲文化，发展莲产业。”全国人大代表、桐庐县环溪村村主任周忠莲表示，环境治理让村民获得了实惠，“村子已有50多户农家乐，800多张床位。”

　　生态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涌现让浙江实现村活民富。2017年前三季度，浙江农家乐经营农户2.08万户，接待游客2.62亿人次，营业总收入275.5亿元；建成电商村级服务点1.5万个，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19亿元。

　　此外，引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也是浙江“三农”工作一大亮点。

　　“我从事农村工作几十年，钱从哪里来始终是困扰乡村发展的拦路虎。”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棠棣村党总支书记刘建明直指破解“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投入。他建议，应大力支持优质农商银行上市，更好提升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经营戶的服务。

　　刘建明坦言，棠棣村建设过程中所需的资金大多来自当地一农村商业银行，整村授信金额超过1亿元，“金融扶贫功不可没。”

　　为更好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他还指出，应逐步探索建立可持续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机制，同时凝聚起社会各界服务乡村、服务实体的动力，把更多的资金、服务、人才引向广阔的农村大舞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