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村并居”在近期深陷争议漩涡。

　　坦白说，“合村并居”属于方法论范畴，国家法律、政策并未对这个概念作出规定或定义，事实上，它只是公共政策在推进落实过程中的一种方法、手段而已。

　　涉及的公共政策，焦点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该政策在全国的运用，并不表现为“合村并居”这一种形式。任何政策目标的达成，都离不开有效政策工具的使用。然而，任何脱离法律、政策“轨道”的操作，都会招致声讨，最终事与愿违。

　　“合村并居”，法无授权不可为 

　　宅基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建立其上的房屋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合村并居”，不可避免要拆除农民的住房，这就会触动农民的财产权，但是任何侵犯农民合法财产权益的行为都不被法律允许。

　　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就决定了，作为村集体成员的农民，从出生那天起，就具有了分配宅基地的资格、使用宅基地的权利。农民在自己依法取得的宅基地上建房生活，谁都无权指手画脚、随意干涉。而一些地方在“合村并居”中，依照自己的意志，受政绩驱使，强行拆掉农民耗尽一生积蓄造起的房子，驱赶农民到新的小区居住，要农民自己贴钱甚至举债上楼，对外宣称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实在是一种一厢情愿、掩耳盗铃的可笑行为。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了对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农民作为民事主体，其所依法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所有权受法律平等保护。试问那些一味蛮干，强推“合村并居”，致使农民无法“安居”、难以“乐业”者，你们将“人民”放在哪里?再替农民问一句：肆意干涉处置我的个人财产，谁给你的权利?

　　“合村并居”中，不经村民同意，大手一挥就搞大规模拆村，是地方长官意志在作祟，是违背初心的伤民之举。要不要合村?要不要并居?要不要“上楼”?终究得农民自己说了算。如果随意替农民做主，必会引起民怨。

　　“合村并居”，偏离政策不可为 

　　“合村并居”在特定的条件下，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手段。但在实践中，要警惕将其作为普适性方法，推之四海而皆准。要避免随意撤并村庄搞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对于哪些村适宜搞“合村并居”，国家已有明文限定。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划定了我国四类村庄的发展思路，明确“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可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宜居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实施村庄搬迁撤并。

　　“合村并居”并非适用于所有村庄，我国59万多个行政村，如果不分区位条件、发展基础、自然禀赋，盲目大搞运动式“合村并居”，片面追求城镇化率，满载中华儿女无尽乡愁和山水记忆的乡村将是何种景象?

　　“合村并居”不是不可为，但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看是否合法合规，合乎农民利益。要把“合村并居”真正变成一项民心工程，地方政府必须要真心实意、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让农民得利。

　　要沉下心，听听农民究竟要什么。不能为了快点拿到土地指标，就人为定目标、搞时限，不做详细调查和科学论证，无视农村、农民、农业的真实情况，简单粗暴，急躁冒进。

　　要多交心，看看农民哪儿不满意。村庄规划是否合理?补偿标准能否达到预期?新建小区生产生活是否便利?等等，农民才是村居的主人，该让他们有更多发言权，不能把主人当客体。

　　城乡融合，不是消灭乡村；乡村振兴，不是大拆大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