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经济工作，“跨周期调节”成为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关键一招。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国内外经济波动频率增加、振幅加大，经济指标都失去了可比性，我们也不能再用短期视野和单周期思维看待问题，统筹眼前和长远，实施跨周期调节成为必然。笔者认为，对农业进行跨周期调节，既是针对产业本身自然属性使然，更是疫情下保持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跨周期调节针对周期性风险而言。这种风险表象是价格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实质是市场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其他产业不同，农业周期性体现于内在和外在两个层次。一方面，农业生产天然具有周期性和季节性，这种属性也会让农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但这种波动不会带来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农业还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比如政策调控、市场信息、国际贸易等，这些最终造成市场供需失衡，出现农产品“多了多了”“少了少了”的情况，进而引起价格周期性大幅波动。这才是农业真正的周期性风险所在，也是进行跨周期调节的重点。

　　针对经济中会遇到周期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应对结构性风险，我们更多靠改革的办法；而应对周期性风险，此前我们在短期内主要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但针对当前经济周期波动较大的情况，则更需要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来进行跨周期调节。

　　与逆周期调节不同，跨周期调节不是短期的“削峰填谷”、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而是立足长远，通过政策宏观设计和共同发力，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等中长期问题，促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对于农业跨周期调节，笔者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长期性。“跨周期”侧重中长期调节，比如对农业而言，短期重产量，中长期重产能，调节的重点是打基础的产能建设，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能繁母猪存栏水平等，只有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才能在关键时刻产得出、供得上，也能从根本上减少周期波动。

　　二是注重整体性。“跨周期”要求在整个国民经济大局中去制定政策、配置资源。比如农业调节要立足新发展格局，在当前经济恢复消费端落后生产端、内需落后外需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障供应防止发生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可以适度进口调剂余缺。

　　三是注重可持续。“跨周期”要求政策具有前瞻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农业调节立足解决种子这个要害问题，以及农业绿色发展，加大优质农产品供给，这些都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们在抵抗周期波动中有了“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