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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抗疫.毛泽东与中医

锄禾网|来源: | 2021-07-12 | 次阅读

  在我国,中医抗击疫病已经有数千年历史,《伤寒论》将“外感热病”立“六经辩证”分期,奠定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基础。


  一,中医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成就卓著


  武汉抗击新冠疫情,古老的中医药焕发着新的生命力。2020年初,武汉抗击新冠疫情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党和国家重视,全国各地白衣战士驰援武汉取得的胜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医在抗疫中功不可没。古老的中医药焕发着新的生命力,在抗疫战场上,中医用一把草药、一根银针,护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成为抗击疫情的利器。就是因为蔓延世界的新冠疫情,展现了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的中国文化精髓。张伯礼院士说得好,中医也进入ICU,辅助西医参与重症救治,特别在改善氧合水平、控制炎症风暴、解除人机对抗方面都有显著作用。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成为了中国方案的亮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全程参与,在预防、治疗、重症救治以及康复各个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多棘手难题迎刃而解。


  一是有效阻断疫情扩散和蔓延。在新冠肺炎出现早期,严重缺乏相应治疗药物。张伯礼院士率先采取中药漫灌方式控制疫情。3月18日,武汉新确诊人数清零,宣布我国抗疫第一阶段取得胜利。


  二是通过中医综合治疗有效降低患者转重率。张伯礼院士提出“中药进方舱,中药包方舱”,采用中医综合治疗,通过汤药、中成药、针灸、推拿、穴位按摩、太极拳、八段锦等手段,提高了治疗效果。


  三是中西医结合提高重症患者治疗效果。张伯礼院士认为,在新冠病毒炎症风暴中,患者服用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中药制剂,能与抗生素形成协同作用,疗效可观。


  四是中西医结合促进患者康复。中医在患者康复方面有独特优势,在武汉封城抗疫中,张伯礼院士搭建了武汉医护人员康复平台,并组织编写了中西医结合新冠肺炎康复指南,对新冠肺炎患者恢复期的康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生前说过,中草药是中国献给全人类的第一个宝贵文化遗产。中医药学具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也饱含及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堪称中华文明瑰宝。中医药学来之不易,这是一代代中医,包括李时珍、孙思邈、华佗等名医与疾病抗争,勇于探索,不断实践,逐渐形成的科学认识。


  曾经肆虐人类的天花,为什么能够在198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在全世界彻底消灭?缘于中西医早期的一次碰撞:中医人痘接种术于18世纪流传国外,启发英国医生詹纳发明了“牛痘”来代替“人痘”。后来,牛痘接种术又传向世界各地。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惠及全球数亿人。明朝末年的中医名家吴又可在创作《瘟疫论》时肯定没有想到:他为防治传染病所开的一剂药方,在360年后的2003年,又被现代人用来应对一种全新的传染病——SARS。


  二,毛泽东与中医


  一是毛泽东在延安亲身经历神奇中医。在延安时,毛泽东痛得胳膊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说:“主席,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您患风湿性关节炎,所以,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不用吃西药,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毛泽东身边的几位西医听了,纷纷反对,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相信中医,力排众议,坚持将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疼痛消失,胳膊活动自如,让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于是,毛泽东热情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二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


  毛泽东一贯重视中医。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指示:“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将其看成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红军医院坚持用中西两法治疗,效果显著。这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轻视中医,甚至要废止中医是截然不同的。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因为敌人封锁,西药很难获取。毛泽东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毛泽东还说:“有了草医草药,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三是毛泽东认为:中医药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为什么重视中医呢?原来,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过程中,熟悉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毛泽东认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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